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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运莱官方网站:作为文艺青年的周氏兄弟

更新时间:2019-06-25 14:43

  雪涅 这是一个东京故事。有创业。有爱情。有追求。几乎凝结所有文艺青年应有的青春与浪漫。1902年-1906年间,周氏兄弟先后来日本留学。鲁迅打前站,周作人晚两年也来到东京。那时的东京正从“江户”改名东京,“东京诞生于这个江户文化积累的基础上,再经历西洋文化的浸礼发展成日本西洋文化碰撞的混合体城市。”鲁迅、周作人正赶上这个“江户逐渐发展成东京的时期”(小川利康《周氏兄弟在东京》)。

  他们租居在东京的“山手”地区,“山手”是代表士族文化,一个文化阶层聚集的社区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与之对应的是“下町”地区,“下町”代表江户时代的商人文化。一言以蔽之,周氏兄弟租居的地方,被称之为“学者街”,也就是中国留学生麇居之地。周作人不无谐谑地回忆,东京一处的留学生人数多达二万人以上,每到夜晚,放眼望去,街上行走的人,“大半是留学生而且顶上大都有‘富士山’的。”(周作人《日本的衣食住》)这顶上的“富士山”,即当时清朝人将辫子盘在头上。斯时,周氏兄弟在“山手”一带租居的房子,恰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,不知他的名著《我是猫》是不是他在这儿居住时写下的。这“是地广人稀的地方。”(引文同上),也就相当于北京今天的五六环之间。和周氏兄弟共同租居的还有鲁迅的好友许寿裳等人。鲁迅在日本留学七年,周作人五年,鲁迅其间去仙台学医一年半,他们同居东京的时间差不多,一直住在大杂院式的日式公寓。负责打扫收拾房间的女佣即羽太信子,也就是后来的周夫人。周作人与信子在此相识、相知,以至在日本结婚,都是鲁迅回国以后发生的事情。也就是说,鲁迅没有见证他们的爱情。这方面的事情,周作人一生写作,很少提及,其自传体《知堂回想录》,也没有专门忆及。鲁迅几乎是局外人,加之后来兄弟失和,更讳莫如深了。

  止庵《周作人传》中写道:“周作人比鲁迅晚两年离开日本,对于日本的理解,就与兄长有些分别。讲到他和日本的关系,这段时间实属关键。”其关键点在于,一是周作人结婚,二是他在日本这两年学了希腊语。这方面,周作人《知堂回想录》有过反省:“我学日本语已经好几年了,但是一直总没有好好的学,……我始终同鲁迅在一起居住,有什么对外的需要,都由他去办了,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。……其时不久鲁迅要到杭州教书去,我自己那时也结了婚,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,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。这才催促我去学习。”的确,对于鲁迅的依赖,让周作人变得很懒惰,尤其在家庭生活方面,这种懒惰几乎贯穿他一生。

  在日留学是贫苦且乏味的。鲁迅到日本先是报考一家叫成城的日语学校,可该校只接受毕业后进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,鲁迅没有此愿,后改去弘文学院。许寿裳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中记,鲁迅在弘文学院时,“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”,他还珍藏着“一本日本印行的《离骚》”。此种版本在日本也很稀缺,故而许寿裳印象颇深。的确,为学习,扩大眼界,开阔视野,兄弟俩经常省吃俭用,挨饿是经常的,省下钱来只为买书。为搜集翻译的《域外小说选》的材料,他们常去日本桥经营英法德文的丸善书店淘书。这家小书店也经营毛笔、稿纸等一类文具,周氏兄弟合作的《域外小说选》全用毛笔翻译、抄写,他们的日常书法生活想来在此打下基础,一直延续到他们回国。鲁迅后来在北平绍兴会馆板凳坐了八年冷,几乎日日抄碑临帖的书法生活,由此积淀下文墨习惯,兄弟俩习用毛笔的生活习性贯穿一生。周氏兄弟能够成为中国文人书法的翘楚,想来也始自于东京那一段留学生活的文墨积淀。

  1906年开始,鲁迅只在一所学校挂名,专心从事文艺工作。学校有他感兴趣的课程,他才去学校听讲。周作人回忆道:“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,表面上差不多是闲住,正式学校并不进,只在‘独逸语学协会’附设的学校里挂一个名,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,平常就只逛旧书店,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,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,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。”(《鲁迅的国学与西学》)

  这期间,书累积越多,饮食便越发清俭素苦了,然而兄弟俩不以为苦,反倒乐在其中。周作人回忆说:“中国学生初到日本,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,枯槁,没有油水,一定大惊大恨,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。这是大可原谅的,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,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。吾乡穷苦,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,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,故不怕咸鱼臭,亦不嗜油如命,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。”(《日本的衣食住》)

  后来,鲁迅回国,周作人继续在日本留学。鲁迅一走,周作人结婚后,月入三十元,过去还有鲁迅的补贴,现今生活越发拮据,捉襟见肘了。为节省开支,他和信子搬了家,去“下町”一个叫麻布的街区,寻租了一处便宜的住处。与原先“山手”居处相比,相去天渊。不过,信子却如鱼得水,她本来就出身在“下町”人家,水乳交融,一点不奇怪。不过,这次搬家却给了周作人“面对江户文艺的机会”。(小川利康《周氏兄弟与东京》)他闲时,出门听叫“落语”的日本相声,也间接地使得周作人发生不知不觉的变化,那就是日本俳句的融入,以及写生文的融合,尤其是对江户时期日本作家永井荷风、森鸥外等日本作家的青睐,铸定了他后来散文的基本文风与基调,并因此受益终身。

  鲁迅后来青年观的形成,显然与他在东京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。他的青年观归结为三点:一要生存,二要温饱,三要发展。显然,这些对青年是最切要且稳妥的,也是周氏兄弟在东京的切身体会。在东京的时光,作为文艺青年的周氏兄弟正年轻。人年轻,有希望在,理想在,有大把蓬勃发展的机会在,生活自然充满昂扬向上的活力。年轻是资本,理想是资本的添加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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